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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士人,脸皮儿薄。自古就有“士可杀,不可辱”的说法。就是犯了
王法,杀头不妨,污辱性的惩罚是受不得的。叫做“刑不上大夫”。因为士大夫是国
之精英,士大夫之辱,就是国家之辱。据说孔子的学生子路,与人拼斗时帽子掉在地
上。他说:“君子死,冠不免。”于是拣冠结发,受戮而死。官场上的进退去留,也
有主张类似原则的。如陶渊明,不为五斗米折腰,把个县太爷的乌纱扔了不干。就是
到了要饭的地步,也不可辱。某人拿了食物对一个饿得要死的人说,“嗟(喂)!来
食。”那人嫌他说话没有礼貌,云:“君子不食嗟来之食,不饮盗泉之水。”宁不食
而死,不受其辱。有句话我们前些年常说的,这几年听得少了,道是:“中国人不可
辱!”
这种可杀不可辱的原则是由重道德的一脉先贤树立起来了,中国的士人于是
在理论上特重尊严。何以云“在理论上”?因为从古到今,王道只是理想,霸道才是
事实。如果失却了形势,尊严就争不得了。比如越王勾践,何等的枭雄?做了吴王的
俘虏,便肯去尝吴王的粪,来诊断他的身体状况。韩信处微贱时,便肯从市井泼皮的
胯下钻过去,美其名曰“大丈夫能屈能伸”。还有那大文豪司马迁,活生生被汉武帝
那厮给劁了。他在《报任安书》中说他的心情是“肠一日而九回,居则忽忽若有所亡,
出则不知所如往。每念斯耻,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。”然而,这耻辱是御赐的,司马
迁也就受了,说是因为书还没有写完,既没有去死,也还继续在武帝的食堂里吃饭。
这几位都是吾等万万不及的人物,他们尚且可辱,我们还有什么话说。
勾践后来得势,是要夫差用生命和王冠,加上老婆,偿了昔日的帐的。韩信
成了气候之后,大约也宰了些泼皮出气。司马迁没有武功,便动文的,在《史记》里
把汉武帝的祖宗写得滚刀肉一般。这些行径似乎表明,他们所以能忍一时之辱,是为
了成就千秋之业。果真如此,中国的士也还是不可辱,因为谁辱了他们,他们会上账,
将来会去讨。不过,这种讨账的事并不是人人做得来的,需有大见识,大定力,大能
为,大运气。小角色们受辱,初时怒发冲冠,继而怨天尤人,再久了,也就那么着了。
比如说,宋朝亡国之后,文天祥不服,押到菜市口杀了头。他儿子与元朝有杀父之仇,
也没听说他们上诉。明朝亡了之后,黄宗羲到死不服,自己挖了坟,后来“角巾深衣,
不棺而葬”,说是“期于速朽”,连尸骨也不愿意留在清朝的世界里。可他的儿子,他
的学生,在他还活着的时候,还不是就拖着条辫子去考科举,到满清的朝廷上班去了?
到了清末民初,许多的汉人,在皇上都剪了辫子之后还舍不得那劳什子。什么扬州十
日,嘉定三屠,也就不相干了。这样看,可能是英雄豪杰可受一时之辱,庶民百姓可
受终身之辱乃至世代相传之辱。要之,无论何人,但凡不是子路,都需受不得不受之
辱。
如果寻求一种文化意识方面的解释,大体儒家重伦理,主张不受辱;道家重
事功,主张以曲求伸;一般的中国士人,间杂儒、道,修为也有深浅之别,就演出种
种不同的花样来。至今不能全然领会的是西人对于辱的观念。他们在渊源上自然不与
儒、道相干,而是另有一套思路。在实践上大体看来,则西人对于辱的态度,近于道
而远于儒。他们没有儒者“可杀不可辱”的痴念头。打斗的时候要输,就高举起双手,
摇着头,表示投降与和平的愿望,对方一松懈下来,再瞅冷子**一下。只要是胜了,
还是英雄。真正失败了的,则坦然归于胜利者的统治之下,也不大去搞什么“卧薪尝
胆”。签了降表的将军们,不理会“不成功,则成仁”。做了人质回来,还可以受到凯
旋英雄式的欢迎。在现代西方的日常生活中,下级对上级,职员对老板,研究生对导
师,是绝对没有脾气的。因为饭碗就在那上司的手里,说递给别人,你就须滚蛋。如
此这般地滚,连失业保险也拿不到,再找职位时还得算是有劣迹的。所以伺候老板高
兴,搭她的讪,拍她的马屁,那是绝对要做的活计。中国人如果是儒门一脉,到这地
步多要栽。如果是道家高足,则会一帆风顺。中国人要适应西方的这种现实,多半还
需时时去看案头的座右铭,给自己提个醒儿。西人却行之有素,似乎一点也不觉得有
违于内心的道德律。于是,当年以为西方现代化之后,理性是至上的,毕竟还属天真。
至少,西方通行的理性是某种实践理性,就是以“行得通”为原则的理性,而不是我
们以为的道德理性,诸如“民主”、“正义”之类口号等等。那种道德理性是孔夫子
的梦,本是供天真的读书人过瘾用的。许多人认了真,脾气就大了,就有得苦头吃。
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。到哪里,都需有一个“可辱”的人生观。凡受了坎坷
的读书人,不可怨天尤人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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