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碗大烟膏

落魄狭

“你们是没见过那罂粟花啊，长得真是漂亮，满满一大片，把人眼都耀花了，比你们城里公园里的花还好看。”
    听爷爷说，我家的发达与败落，幸运和倒霉，全因那一碗大烟膏所致。
    那是1938年春天，小鬼子打进山东，一路烧杀抢掠，省主席韩复榘带着大小官员望风而逃，一溃千里，我们那里就成了三不管地区。穷乡僻壤，山高路险，百姓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，逃荒的逃荒，闯关东的闯关东，只剩下那一片片鸟不拉屎的薄地扔在那里没人种。路上常能见到饿死人的尸体，一群群野狗因为啃吃死人肉，眼睛都吃红了。
    我爷爷的一个远房亲戚在县城里开药铺，他托人给我爷爷捎了个信说，兵荒马乱，货物不畅，药店里用于止痛的大烟膏严重缺货，种这个肯定能发家。他还带来不少罂粟种子，详细交代了种罂粟的法子。
    爷爷早年闯过关东，在东北见过人家种罂粟，也知道种这玩意儿是违法的，可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，为了生计，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再说ZF也早没了，连省主席韩复榘都让蒋介石枪毙了，就心一横，悄悄在后山一块没人要的荒地上种了小半亩罂粟。那年老天很关照，雨水不错，又足足上了两车粪，苗出得挺齐，绿油油的怪好看的。到了夏天，罂粟开花了，有红、紫、白色，鲜艳夺目，很是漂亮。偶尔有几个放羊人从这里路过，还在嘀嘀咕咕，老陈家这种的啥玩意儿，怪好看的，可是不当吃不当喝的。
    转眼就到了“割烟”的时候了。爷爷带着他的两个儿子，也就是我的父亲和叔叔，每天天不亮就悄悄上了山，每个人拿着一把锋利的小刀子，把罂粟果浅浅地割一个小口子，然后到傍晚再来，把那流出来的半凝结的乳汁状烟膏小心翼翼地刮到一个小碗里。每个罂粟果大概能割上五六次。几天下来，割下的烟膏装了一大海碗，爷爷把它藏在土墙的墙洞里慢慢阴干，还再三向两个儿子交代，要是土匪来了，打死也不能说，那就是全家的命啊。
    怎么安全地把东西送到城里的药店，也是个难题。沂蒙山的“响马”是有名的，心黑手辣，杀人劫道是常有的事。最后绞尽脑汁想了个办法，爷爷和父亲扮成讨饭的，衣服是现成的，本来就和叫花子差不多，拄着打狗棍，提着破罐子，烟膏用油纸包好放进罐子，上边倒半碗稀饭。一路上担惊受怕，左躲右闪，总算平平安安进了城。
    这一碗烟膏送到亲戚的药店，卖了二十个大洋，爷爷高兴得合不拢嘴，说是活了半辈子了，还没摸过大洋呢。可懂行人说，你吃亏了，要是卖给别的药店，至少还能多卖十个大洋。爷爷很知足地说，这就不赖了，要不是人家给咱指路，哪里会想到发这个财呢。亲戚说，罂粟壳药店也收，中医以罂粟壳入药，处方又名“御米壳”或“罂壳”，能镇痛、止咳、止泻。不过那东西不太值钱，后来爷爷用太平车推了一车过去，才给了两块大洋。
    就用这笔钱，爷爷买了五亩薄地，续弦了一个寡妇，就是我的后奶奶，还带了一个儿子过来，就是我的老叔。爷爷又咬牙送我父亲读了一年私塾，他就成了村里唯一的读书人，全村写对联、写家信，都成了他的活儿，大家都叫他小秀才。庄稼人眼皮浅，没见过大世面，就说我家“发了”，其实还是住着破草房，破衫烂裤，一天三顿喝糊糊。
    第二年，抗日政权一建立，种罂粟就有人管了，有几家偷偷种的，都被区里带人去铲掉了，还被罚游街示众，再没人敢种了。没多久，为了打鬼子，也为了吃饱肚子，我十四岁的父亲就参加了区小队，因为年龄小，硬是被爷爷要了回来。第二年，父亲又偷偷参加了县大队，爷爷无奈，只好作罢。父亲因为多少识几个字，很受重用，一去就当了通讯员。有一天晚上，父亲奉命去给四十多里外的武工队送信，第二天中午回来一看，傻眼了：头天夜里，鬼子汉奸来了三百多人，包围了县大队，打了一夜，四十多个同志一个没跑出来，全牺牲了。
    父亲后来对我说，如果没有爷爷偷种罂粟，自己就上不起学，也当不上通讯员，那晚也就和大伙一起“英勇”了，自己能侥幸活下来，还真得感谢那碗大烟膏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就因为县大队只有自己一个人活下来了，后来的每次审干，都要被提出疑问，咋那么巧，早不来，晚不来，你去送信了，敌人就来了，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？父亲有口难辩，又苦于没有证人，所以，档案里被写了一条：“此人不能重用。”后来，虽然父亲仗没少打，功没少立，从山东打到东北，又从东北打到海南，还负过几次伤，可就是升不上去。和父亲同年参军的战友，大都升到了军级以上的领导岗位，父亲却一直在团的位置上，不上不下，整整晃了二十年，最后还是被转业到地方当了一个县里的卫生局长。
    文革一来，父亲又因为那件事被打成了“叛徒、内奸”，戴高帽、住牛棚不说，还被打得死去活来。多亏他的一个老下级，那时已是南方一个军区的副司令，以追查历史问题为由，把“老团长”转移到南方保护了起来。我们几个孩子也成了“狗崽子”，连红卫兵都没当上，一出门就被人欺负。最可气的是，老家已近八十高龄的爷爷，也被打成了“漏网地主”，奶奶被打成“地主婆”，她本来就有病，连惊带吓，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。爷爷三天两头被揪到台上批斗，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当年怎么种罂粟，如何“发国难财”，怎样派儿子到县大队当“卧底”，出卖革命同志。爷爷的“深刻检查”总是以这一句话来结束：早知道有这一天，打死也不种那玩意儿了！
    爷爷命大，到底熬过了十年动乱，被我父亲接到城里养老。一高兴，他就说起那碗大烟膏：“你们是没见过那罂粟花啊，长得真是漂亮，满满一大片，把人眼都耀花了，比你们城里公园里的花还好看。”

claudio728

听爷爷说，我家的发达与败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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